据浙江电视台教科影视频道报道，近日，山东的陈先生（化名）接受采访时称，自己的女朋友偷偷调查自己，把自己近5年的开房记录都查了出来。陈先生并不是要追究女朋友，而是追究网购平台，因为他的开房记录是女朋友在网络店铺上买到的。

根据陈先生的说法，女友花费12800元，在一家网店成功查到了自己近5年的开房记录。同时，进一步调查发现，有网店“780元能查快递或外卖收货地址，6800元能查银行流水”。

此事中，女友私下调查的行为固然涉及情感伦理问题，但个人住宿信息、银行流水等核心隐私只需花钱就能轻松获取，已然超越个体信任危机范畴。其对应的，是关乎每个公民基本信息安全的公共问题。

这些公然兜售个人信息的商家，其信息源头何在？调查显示，部分商家以“律师事务所”名义开展业务，声称“查询个人信息需先立案”。根据我国现行法律，律师确因办案需要可依法查询与案件直接相关的信息。但前提是，必须经过严格法定程序。

如律师需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、说明调取目的、获取调查令，且仅限于调取与案件直接相关的内容。任何超出此范围的查询，特别是将获取信息用于交易，都已构成严重违法。

当然，不少从事此类非法业务的企业实为商务服务公司，其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根本不包含法律咨询。这类企业开展个人信息查询业务，本身就属于超范围违规经营。而平台对此类商户的准入审核不严、日常监管缺位，客观上为这类灰色生意提供了生存土壤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花钱就能随意查询个人信息的灰色生意的蔓延程度，已绝非个例所能解释。如今年3月，公安部公布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中，就包括不法分子成立法律服务公司，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牟利，最终21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，查处涉嫌违法的法律服务公司5家。

此外，据媒体报道，一些“开盒”案例中，只要一个名字，“就能查出手机号、身份证号、开房记录、通话记录、家庭地址、工作单位、银行账户等多重信息”的操作，也已经很常见。这表明，个人信息黑市已形成专业化、组织化的犯罪链条。

面对这一严峻现实，有效的干预必须依赖于多方合力。如网络平台作为信息交易的第一道关口，应切实担起基本的把关责任。包括在准入环节对入驻店铺实行严格资质审核，特别是涉信息查询类等敏感业务的商家，更该提高准入门槛，不能默许更不能纵容灰产存在。

同时，有必要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建立监测模型，对涉嫌违规营销的关键词进行实时监控。而在处置上，除了对问题商铺采取限制措施，也该将线索同步至监管部门，以实现治理联动。

监管部门的主动出击，同样重要。如网信、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可加大联合执法，持续深挖信息泄露源头，重点查处相关机构的内部泄密行为。同时，对非法获取、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，应当依法从严惩处，显著提升违法成本。

无论如何，当个人私密信息成为一件可以随意买卖的“商品”，这威胁的是所有人最基本的安全感，也是对个人信息保护机制的严重挑衅。面对这一现实，各方都需以更大的决心、更实的举措，协力筑牢防护屏障。这也是对社会治理能力和法治建设水平的直接考验，必须全力应对。

撰稿 / 杨末（媒体人）

编辑 / 马小龙